中国革命圣地行（十二大革命圣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作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卫，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成立工会，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领导工人运动。

大会鉴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上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李达任宣传委员，此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一大，但是由于他是当时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书记。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中共二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运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对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革命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二大根据列宁建党思想，参照俄国革命经验，制定了党章，使党的组织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中共二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宣告完成。

二、广州——国民革命的策动地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是中国最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影响和入侵的地区，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活动中心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孙中山先生正以广东为根据地，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在广州实现合作，携手发动了国民革命，最终打倒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广州充当了国民革命的策源地。

国共合作的完成，迎来国民革命的高潮。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中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选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洲岛[原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学校设立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员周恩来、熊雄先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曾在校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一批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第一期中就有徐象谦（向前）、陈耕、蒋云先、左权、许继慎等。黄埔军校一共办了六期。早期的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领导人才。

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名字先后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讲所的全部主办人和绝大多数教员是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学员是由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选派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员毕业后，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分配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棠植、毛泽东相继主持下，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连续举办了6届，培养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他们毕业后分赴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20个省领导农民运动。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病逝后，逐渐抛弃了新三民主义精神，疯狂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导致了统一战线的分裂。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及时开展对蒋介石叛变行径的斗争，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国民革命中途失败了。

  三、南昌——打响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叛变革命，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独秀奉行投降主义路线仍然未变，因此遭到党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不满。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举行起义，8月2日赶到了南昌。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是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的当天，成立了由宋庆龄、邓演达[二人未到南昌]、周恩来、贺龙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宋庆龄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指出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已经成了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第九军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不久继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就是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

四、武汉——中共中央的路线转折

武汉，万里长江和汉水在这里交汇，形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1926年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把武汉从旧军阀吴佩孚手中解放出来。1927年元旦，广州国民政府迁来武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会址：武昌高等师范第一小学）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但是没有提出反对国民党右派、推进国民革命、挽救中共危局的有效措施。陈独秀仍然被选为总书记，右倾投降主义仍然统治中央，直到7月中旬中央改组。

会议指出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是：(一)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退让投降的政策；（二）在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解决土地问题；（四）党内缺乏民主生活。会议指出：“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毛泽东出席会议，他在发言中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要高度重视军事运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第二，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小地主的标准，建议对农村阶层进行区分，对他们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

八七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召开的紧急会议，当然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对当时反革命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足够退却的重要性，导致了之后盲目出击的左的错误。在批判大革命期间的错误时，主要追究陈独秀个人的责任，没有从思想、理论和党的领导机制上寻找原因，使错误的思想方法依然存在，导致不同的领导人依然犯根源相同的错误。会议还片面追求党的高级领导的工人成分，助长了排斥知识分子干部的错误倾向，给以后的革命造成了损失。会议制定的土地政策中阶级路线不清晰，武装斗争仍以城市为中心，这都是亟待改正的缺点。

但是，八七会议的功绩是巨大的，它在极为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及时为全党提出了正确的革命任务和奋斗方向，使全党没有为白色恐怖的笼罩而惊惶失措，而是重新鼓起了前进的勇气，推动党的革命事业继续走向新的胜利。

五、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

蒋家王朝建立以后，中国的革命势力在城市受到沉重打击，革命不得不因此而退却，客观上促使中国革命的中心转向广大农村。1927年7 月中旬到8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在工农运动基础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和部署。

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起义。新省委以彭公达为书记，做出了武装暴动和以共产党的名义为号召的决策，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各路起义部队先是以攻打长沙为目标，但是遭到强大敌军的疯狂阻截，起义部队损失严重。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及时纠正进军路线，改变行动的计划。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领起义军南下，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前委决定对起义余部整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整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8年8、9月，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顽强作战，以少胜多。毛泽东即兴写下《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描述了井冈山兵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动人景象：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革命斗争的考验中，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28年10月，第二次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二届特委。11月，红四军党的六大召开，朱德被选为书记。此时的中央业已恢复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井冈山地区党的工作。12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从湘鄂赣边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六、古田——确立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方针

 20世纪20年代末，古田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小镇，它得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的记载，是因为红军在古田镇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从而解决了党和党的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

1928年12月，国民党调集湘赣两省部队，第三次“围剿”井冈山。毛泽东主持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部署“攻势的防御”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南下赣南，以内线和外线相配合，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摆在毛泽东面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解决红军建设工作。其核心是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各个根据地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1927年党的五大和1928年党的六大的党员成分，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一年间，党员成分由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变为农民占76.6%、士兵占0.82%、知识分子占7.2%、其他成分占3.5%、工人只占10.9%。

古田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古田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依据国情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初步回答了在一个农业大国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途径问题，这就是着重从思想建党和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些根本原则在全党和全军中得到贯彻，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瑞金——全国苏维埃政权的首都

瑞金，在江西省东南部、赣江东源贡水上游、武夷山西侧，临近福建省，1929年1月，井冈山的红军部队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到1930年春，初步建立起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大纲还规定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不允许帝国主义军队驻扎在苏维埃区域，无条件收回租借地，但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政府重新订立平等条约。同时宣布，中华苏维埃政权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苏联是它巩固的联盟。

八、遵义——党和红军的新生

遵义，坐落在贵州省的北部，北倚娄山关，南临吴江天险，为川黔咽喉之地。1935年1月7日，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几天后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此召开，终于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被迫长征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严酷的形势中，逐渐滋长了急躁、盲动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能正确从实际出发制定革命策略，另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错误的指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列席了会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他做了长篇发言，宣讲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宣称应该全面改造党，以完全听从和彻底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米夫长驻中国半年扶持王明，因此六届四中全会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开端。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主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博古做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推卸指挥责任；周恩来做副报告，指出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的失误，对中革军委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张闻天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毛泽东对李、博的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与会人员大多数同意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最后做出四项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进行适当分工；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决定的负责者。2月5日，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2月8日，张闻天起草《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略战术的基本错误，指出主要责任在于博古、李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3月4日设置前敌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行动。

九、瓦窑堡——吹响民族抗战的号角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侵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奋起反抗。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是王明路线奉行关门主义，没有及时团结各阶级阶层反对日本侵略。在红军长征途中，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谋求侵吞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建立所谓受其控制的“华北五省自治”。在民族危亡加重的情况下，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11月13日，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28日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三个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立场和决心。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的问题，瓦窑堡会议则批判了历史上左的右的政治错误，提出了符合形势需要和国情的统一战线策略。通过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第一步反蒋抗日，第二步逼蒋抗日，第三步联蒋抗日。后来的实践证明，瓦窑堡会议精神不仅是正确的，也预见了抗日形势的进展，使党的工作有极大的主动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学会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苏俄的经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十、延安——中国革命航道中的灯塔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往延安，1947年3月18日，中央离开延安，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转向华北，这期间，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领导革命，前后历经12年5个月26天，习惯上叫“陕北十三年”，史称“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付出了巨大努力，同时在根据地建设、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2000华里，先后穿越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12个县，经过37个村庄，从容镇定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党中央、毛泽东为更好地领导指挥全国战略反攻，于1948年3月23日在山西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从此离开了生活战斗过13个春秋的陕北。毛泽东过河后，凝视着山峦起伏的陕北，无限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十一、西柏坡——指挥战略决战的总司令部

西柏坡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境内，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这里，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西柏坡。至此，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已由晋西北移来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使命宣告结束，西柏坡成为党中央驻地。

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清晰地勾画出了新中国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方向，从而做好了建立新中国各方面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中央领导同志准备离开西柏坡去北平，毛泽东刚走出门口迎面来了周恩来，问他休息好了没有，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向东凝视良久，自信地笑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十二、北京——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来到北平，进驻香山双清别墅。

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施展和谈花招，梦想达到“就地停战”、“划江而治”。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中国共产党仍然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4月1日至20日和谈期间，中共代表提出在战犯处理、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可以考虑国民党各方的意见，但是不能阻止解放军渡江。4月20日夜，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即于20日夜和21日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晚，南京解放。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统治的灭亡。住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5月25日，蒋介石带着凄惨的神情离开老家溪口，逃离大陆，前往台湾，蒋家王朝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成熟。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

早在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就已将城市部改组成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任部长，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筹备召开人民政协会议的具体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人。会议选出21人组成的筹委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责令他们组成政府机关，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职能。

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庆典。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代表全国政协参会单位数的54门大炮，鸣礼炮28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此，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

人民的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