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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名著《论持久战》

发布时间:2018-06-25来源:本站作者:广东红色文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在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击毙敌人一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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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指出,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下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仅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就一气呵成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奋笔疾书

翟作军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翟作军曾这样回忆道: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深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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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又轮到了翟作军值班。正是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分,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给毛泽东,提醒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

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让主席睡觉。谁知他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

翟作军回忆说:“我很失望,只好进屋去,把饭菜端出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给主席送去。‘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我说。‘啊?我还没有吃饭?’主席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自己都不大相信,说:‘好,就吃就吃。’我又走了出来,有意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主席还在低头写作。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显然不合适,天快亮的时分,我再次去主席屋里看看,见主席还在写,饭仍然一动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这样熬下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看着主席因废寝忘食艰苦写作致使身体日渐衰弱下去的状况,警卫班几个人的心里都火烧火燎的,十分为主席的健康担心和焦急。可又没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让毛主席注意适当休息。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就病倒了。症状主要为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的。医生给毛泽东开了些药,一再劝说毛泽东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总是惦念着文稿的事,还没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写字桌前,一手托着头全神贯注地继续写起来了。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当我兴高采烈挟着书往外去分送时,窗纸上已经透进白蒙蒙的光,天快亮了。”

就这样,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地奋笔疾书后,毛泽东的一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及时雨一样问世了。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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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尔笔下的写作过程

美国作家特里尔广泛收集并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写出了颇具西方风味、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毛泽东传》。书中有一段关于毛泽东《论持久战》写作情状的描写:“这一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了很多东西。很具代表性的就是著述了《论持久战》。毛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枪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毛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写《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毛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第7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

出版成书并广为传播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他首次演讲,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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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

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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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版,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和史迪威都给予肯定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白崇禧当时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他是黄埔军校出身,恃才自傲。周恩来向他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他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为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这本有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至今仍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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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阅读达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遗留手稿中的这份材料里,记载了蒋经国与他的一次谈话:

“1940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

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论持久战》文稿送到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却扣下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企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告倒毛泽东,以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季米特洛夫,他在收到王明的信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拍案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王明的行为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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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的高明,连日方也为之折服。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规律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因之而名垂青史,成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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